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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术新闻

改革开放打开“体育新闻窗”(2)

点击量:   发表时间:2019-04-30 18:48

  这次出访,我连续写了10篇报道,并把样报寄去北京。随着国家体委宣传司对钱江晚报的不断了解,开始同意给晚报出国采访名额,而且几乎每年都有。根据我的记忆,从1991孙杰山去朝鲜和马来西亚采访奥运会足球预选赛,到2000年康凯采访澳大利亚的悉尼奥运会,这10年间,钱江晚报至少有17人次出国采访,涉及亚、澳、欧、美四大洲14个国家和地区;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一级方程式赛车、举重、田径以及综合性大型运动会,包括亚运会和奥运会等11个项目。这种情况在浙江新闻界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奥运会,记者采访名额过去全国也不过只有几十个,除去中央新闻单位和京、津、沪、穗各大媒体外,能分配给其他新闻单位的可谓少而又少。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钱江晚报破天荒地(也是浙江新闻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拿到一个名额。

  不断派记者去国外采访并直接发稿,使钱江晚报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大大提高。但是,采访的难度、发稿的手段和对记者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在一个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习惯不同的国度采访,尤其是经过激烈的新闻战的磨练,极大地锻炼了我们的记者:视野开阔了,独立作战的能力提高了,体育记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克服困难,采访并及时发回独家的稿子来。

  记者也应该是个社会活动家,这样才能把体育运动与读者、作者三者融合起来,才能更加显示出体育报道的活力和魅力。

  1992年10月,我去日本广岛采访亚洲杯足球决赛,其中有一场球被安排在远离广岛的道尾市举行。比赛结束后,我发现中国队没有按原定计划坐大巴返回,而是乘新干线走。我立即跳下大巴也改乘新干线与中国队同行。当时在车上只有我一个记者,我不仅采访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也与中国第一个洋教头施拉普纳交上了朋友。

  我向他表示,欢迎他有机会率队到杭州来访问。施氏非常高兴,他说他知道杭州是座非常美丽的城市,还有一所很有名的大学(指浙江大学),能去杭州访问,真是太美妙了。

  我回来向报社领导汇报后,浙江日报和钱江晚报领导都十分赞同,决定以两报的名义,于1993年初通过中国体育记者协会正式邀请施拉普纳率中国国家足球队访问杭州,与由独联体教练巴维尔率领的江苏加佳队进行一场友谊赛。施氏在与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国家队领队马克坚商量后,接受了这一邀请。

  上世纪90年代的杭州号称“足球沙漠”,有如此高档次的球队来访,一时轰动杭城,成了爆炸性新闻。不仅受到省有关领导的首肯,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广厦集团承担了全部接待费用;友好饭店拿出最好的客房来接待国家队;飞行员出身的省民航局长罗强亲自驾包机到南京去迎接客人;体委部门则全力整理好比赛场地和看台。比赛日,杭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万人空巷争看足球的火爆场面。

  抓住了一次“公关”的机会,竟然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但是经常与运动队互动,请一些著名的运动员来报社做客,与读者见见面,则是体育记者经常可以做的事。虽然这很不容易,因为运动队都有严格的纪律,不可能你说来他就来,这得看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如何掌握时机。我们请过老女排的陈招娣、曹慧英和张蓉芳来报社做客,与读者见面。在第一届女足世界杯前夕,我们也邀请过商瑞华率领中国女足来杭州休整。因为成了朋友,在那届世界杯赛上,我们在采访时得到女足方面的额外关照。诸如此类的活动,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务正业,其实正是在采访活动和采访对象之间营造一种鱼水关系的最生动、最有效形式。

  因为有了自己的新东西,晚报的体育报道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之所以能够摆脱各种传统的束缚,走自己创新的道路,实现“转型升级”,可以说完全是得益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前,浙江日报的体育新闻从来都不过是文教组的一个报道内容,通常只有一名记者兼管,一个月里难得有几块“豆腐干”见报。改革开放后,浙江日报创办了钱江晚报,提出了“心向读者,情系万家”的办报方针。正是这个定位,不仅解放了办报思想,拓宽了报纸的视野,使晚报“飞入寻常百姓家”,也给媒体创新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记得晚报创刊时,我们的传稿设备只有一台电话录音机,记者发稿时在电话那边念,编辑部这边录音,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翻出来。后来领导上很快下决心给体育组先后配备了两台传真机。思想解放了,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都变成现实了。

  (作者:浙江日报资深编辑,1986年参与《钱江晚报》创刊,任体育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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